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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主体与文学的生长-

时间:2021-04-05 来源:第九文学网
 

    话题一涉及当代,总是非常沉重。我们以前对与政治的关系探讨甚多,关于政治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有着比较深入的论述。可是我们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,中国的作家溃败得更迅速,更彻底,阅读当下文学,那种媚俗、投机或者无耻已经弥漫得让人无法呼吸了。
    于是,我们不得不回头反思作家主体了。看看俄苏白银时代的文学,我们缺少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强大的作家主体。当下作家几乎都是求田问舍之辈,都在那里争市场的宠儿,奖项的得主,而作品却越来越低俗,越来越没有品位。
    阎连科自省中国作家缺少宗教信仰。如果宽泛地理解“宗教信仰”,我以为此话很有道理。中国作家成天奔波于编辑部与出版社之间,忙于窥测市场走向,如何能写出真正的杰作?因为没有信仰,当然不会有深度张力,不会有自我的撕裂,还往往以真理自居,以大师自许。但一睹权钱名,却尽显谄媚之相。阅读中国人的自传,就是一副很好的“铜镜”,可以看出他们皮袍下的“小”来。在他们的自传里,他人皆狗屎,而独有自己一贯正确,未卜先知,鹤立鸡群、世人皆醉我独醒。而阅读西方文化人的自传,往往吃惊于他们的坦率,他们的敢于正视自己郑州治疗癫痫哪里#!好。比如,君特·格拉斯的《剥洋葱》,他就没有掩饰自己当年参加党卫军的经历,而且也丝毫没有夸大自己当年的认识。他当年参加纳粹,就觉得很光荣。这是当时政治、社会氛围下,一个德国青年人的正常反应。直到多少年后,他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相,才开始忏悔自己的过去。而他其实没有杀过一个人,没有放过一枪。
    一个不敢正视过去的民族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,一个不敢解剖自己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阅读我们的知青小说,风云散去,有几部好作品值得再读?除了大唱青春无悔,就是大诉冤屈。一场动乱过去,我们不主张复仇,但也不能遗忘。毒素还在,人如何生长?于是,一大批催生的带着毒素的文学作品面世了,给这个民族的也只是短暂的满足和无穷的毒害,成就的也只是作家个人的声名而已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,还远远没有成熟,更无法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    《废都》的肮脏,就是显例。当然,相对路遥,贾平凹的才气要大一些。路遥“干净”,而这个“干净”里却藏着深不可测的民族之毒。友人牛学智说,平凹小说藏垢纳污,但人生本就藏垢纳污,所以他的小说就复杂。此言很有启发意义。有读者喜欢早期的贾平凹,而不喜欢后期的贾青海治继发性癫痫病哪家好平凹,尤其《废都》。其实,我认为这正是贾平凹的自我超越,是一次艰难的突破。作为作家,只有牢牢地把根扎在黑暗的泥土里,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,迎风而舞的青枝绿叶。
    贾平凹的悲剧不是肮脏,而是沉溺于肮脏,没有从肮脏里开出莲花来。当然,要开出莲花,需千般勇气,万般折磨。齐白石、张大千晚年变法,何其艰难!那如蝉蜕壳,蛇蜕皮。我们的作家刚有名声,就忙于做官、应酬、走穴、当大师,哪里有时间去蜕皮?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,本就先天不良,喝着狼奶长大,没有一番艰难清毒的过程,怎能够着大师的一个衣袖?托尔斯泰、伍尔夫这些从小接受过人类优秀文化养育的作家,一生都在不断地“生长”,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,换来那几部惊世杰作。欧美大师对自己血淋淋的解剖,那种人与魔、信仰与理性的撕裂,让他们一生难得安宁。他们为自己成为一个“人”而写作,也给人类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精神食粮。鲁迅说:“立人而后凡事举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一直不理解鲁迅从尼采、克尔凯郭尔那里得到了什么,让他如此迥异于中国知识分子,后来发现就是“个人”。克尔凯郭尔一生都在探究如何做一个基督徒,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撕扯。他说先做一个“个人”,然后才能做一个基督徒。他拒斥“群体”的思想永州羊羔疯治疗贵吗给鲁迅的生命注入了独异的血液。
    作家一生的写作可能永远都摆脱不了童年情结。陕西作家几代人的史诗情结、底层情结、红色情结、自卑情结,都与他们的童年记忆息息相关。扩而大之,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写作还未能完全脱离明清小说的窠臼,还没有现代化,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直至当下仍然非常强大,而《红楼梦》的“境界”除了在张爱玲那里灵光乍现之外,却一直晦暗未彰。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更多张爱玲的色彩。孔子说:甚矣吾衰也!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中国人高贵超妙的文化传统失落得太久了。先锋小说家自诩很少受中国传统影响,他们的文学养料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,但他们获得的只是跳蚤——人家小说的形式,而且还是一个皮毛。至于大师骨髓里的文化血液,却丝毫未能得到。看看余华的《兄弟》,其实还是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的遗毒,而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的优秀也没有得到。一个不懂得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人,也休想懂得人家的文化传统。须知,文学的后面是文化,写作最后靠的不是聪明,而是才学,是对传统的尊重和了解。
    现在大多数作家缺乏自信,对自己的创作无所适从,他们的写作不是自我清理,而是自我异化,自己给自己戴治癫疯病哪家好上数不清的枷锁。像鲁迅那样自我放逐至虚无之境的作家,还没有出现。于是,他们唯一能够自我确证的标准就是外在的认可上,比如获奖,比如市场。更可怕的是当代作家早就把创作当做一个工程,或一个技术活。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作品,准确地讲是产品,早就是一个死尸,没有生命,没有血液,没有生气。美国心理学家罗洛·梅说,艺术作品是从交会(encounter)中产生出来的。文学艺术的伟大并不在于它描绘了观察到或体验到的这种事物,而是它描绘了被它和这种现实的交会所提示出来的艺术家的幻想。但在这种交会中因为空隙(艺术家的幻想与等待存在的世界之间)的存在,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极度痛苦。他特别强调交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度或者说激情。但如今的作家把创作当做一个技术来看,他们最缺的就是激情和献身精神。罗洛·梅认为,他们把对技术——才智的崇拜,成为逃避直接交会时产生的焦虑的一种方式,于是,作家在创作时没有了“恐惧与战栗”,文学艺术也就远离了作家。
    文学应该像一棵树,是能生长的,是生命而不是工程。它与作家自己有关,与人的魂灵有关,与民族命运有关,与人类自由有关。所以,鲁迅说: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,水管里流出的总是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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